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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

我叫徐文君，字国杰。祖籍河北省景县王通乡王官店村。现住德州市金城街道。 1908年出生的他今年七十七岁了。在抗战胜利40周年之际，我回顾了自己前半生在军阀混战中作为一名战士的经历。后来，在爱国主义的影响下，我披上了伪军官的外衣，冒着生命危险去抗日。在职的。如果现在讲出来，对后人、对我自己都有一定的意义。

离家投军 参加军阀混战

我的青年时期是军阀混战的时期。在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怂恿和支持下，各派军阀各自为政。双方争夺领土，军事形势十分复杂。加之土匪横行，赋税高，农民陷入苦难的深渊。我的家乡位于运河边，经常遭受洪水侵袭。天灾人祸让我家和其他农民一样陷入了岌岌可危的境地。年轻时，我跟随父亲务农，做小商人。虽然我勉强维持生计，但我总是很沮丧。为了生存和求名，我离开家乡，到山东参军。军务监张宗昌，曾任兵。为了恢复直隶领土，张宗昌于1925年组建直隶联军。2007年4月，国民党军队再次北伐。部队分三路进攻山东。张宗昌支撑不住，率残部北逃。其四军刘振年、钟振国战败，刘率军推翻蒋介石，钟振国退守烟台，等待东山再起的机会。趁张败乱之际，弃军而逃。 1929年中原战争期间，阎锡山任命石友三为山东省主席，省财政厅暂设在德州。为了生计，我加入了财务部警卫队，担任班长。当财政部长宋子贤跟随金军从德国南下时，我辞职了。次年随程希贤到天津求职。当时，张自忠任天津市长，程任天津保安大队队长。由于程是老家，他就把我派到了天津保安大队十二中队当班长。七七事变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使日本侵略者侵入华北，使天津、天津陷入危险。为抵御日寇，天津保安总队改编为第29军。当日寇侵入天津时，新整编的第29军崛起。经过三天三夜的激战，日军无法入侵。就在双方相持难分胜负的紧张时刻，蒋介石下令攻陷天津，引起全军爱国官兵的不满。

弃军经商 为抗日作贡献

闭关期间，我带着愤怒回家，来到德克萨斯州做生意，经营一家米粉店。随着经营条件的发展，业务规模不断扩大，逐步增设了煤炭店、布艺店、生鲜货店，经济收入日益增加。对于我这个军人出身的新商人来说，应该说是满意的。但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大部分领土，养育了一批民族败类充当走狗，烧杀抢掠，亡国奴的悲惨处境令人难以忍受，让我感到十分不安。就在这时，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来到了这个地方，继续攻击和消灭日本侵略者。成功的报道频频传来，让我充满了希望。我出生在部队，保卫祖国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我必须履行作为公民的职责，抗日救国。不过，考虑到他当时是一名商人，他能扮演什么角色呢？这时，我的家乡泾县八路军七区队指导员朱连忠同志因与敌人战斗，腿部受伤。由于医治不到位，又被敌人追击，他经同乡夏德胜介绍来到德国，住在我家治伤。为了保护抗日爱国力量，在日伪的严格控制下，我冒着全家生命危险，毅然收留了这位同志。给他治疗并买了药。在我的掩护和照顾下，这位同志伤势痊愈，平安返回部队。

朱连忠同志在我家养伤期间，向我讲述了当时抗战的形势和任务，指导我如何开展抗日工作。这使我提高了认识，看到了光明，坚定了抗日救国的信心。 1940年，时任济南行署署长的王任重同志，声名赫赫。日伪闻讯大惊，敌人欲杀害其全家。王任重同志家住泾县王疃区王其庄。为了避免被敌人杀害，其弟王慈惠带领母亲等家人逃离家乡，隐居德州西营（斯里屯）。为了避免被敌人发现，他的亲戚经常来我家住。因为王任重是我的表弟，保护他的家人不仅是我的职责，而且保护抗战人员的家属，为抗日工作做出贡献也是我的职责。

为了适应抗日工作的需要，我利用做生意的便利和自己的收入，结交了一些可以利用的关系，其中包括一些重要的敌伪人物，这样我就可以利用这些关系来暗中为抗日服务。日本作品。为了打探敌情，获取情报，我先勾搭上了日本翻译张艳云。张是我的老乡。自从担任日语翻译以来，他受到日本军官的高度评价。他受宠至极，利用手中的权力，敲诈勒索，欺凌百姓，吃喝嫖赌。他被称为五恶。他的绰号是“张”。 “两个断头”。凭借敲诈勒索的不义之财，他在德克萨斯州开设了祥云、庆云酒店，霸占、抛弃妻妾无数。张二急于生孩子，一天晚上，他的“二奶”生了。难产，情况危急，为了离他近一点，我就派婆婆接生了，结果生了一个男孩，他感激不已。给我婆婆磕头，当场就成了他的干妈，从此我和他交往频繁，成了“好朋友”，从此汉奸、特务对我恭敬有加，这给他创造了有利条件。我的工作。

冀南军区第五师情报站站长石方璞同志经常来德国住在我们这里采购药品和办公用品。有时他会让我给他买药品和办公用品。 1940年秋，石在我家住宿时，深夜对我说：“我们当地部队缺少棉衣，想从敌人手中夺取。情报得知，日军已经军火库里有大量的布料，为了拿到这批布料，我们请你查一下这里的防守情况。”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我第二天就立即邀请张二去打麻将，去了解一下。真实情况。通过交谈，我了解了石家园兵工厂敌人的防御实力。它很弱。除白天执勤的日军外，夜间只有部分伪军留守。

我把这个情况向石方璞同志汇报了。石方璞同志回国后做了充分的准备。一天晚上，他组织了200多人渡运河。我在前面带路，指出货物存放的地方。当时，方璞同志带兵进来，先抓获了正在执勤的伪军，然后所有睡着的伪军都成了俘虏。除了看守战俘的战士外，他还全力以赴，将库存布匹安全运到解放区，解决了我们的问题。当地部队的棉衣问题。

由于我家经常有外人出入，特勤局对我产生了怀疑。日军特首郑殿彬、李芳、于海辰等人多次议论我，引起了时任德县宪兵队队长的汉奸吴松涛的注意，并暗中派人监视。我。 1940年，冀南地区五师敌工张福林同志经常到我家做客，有时在我家住宿，了解情报和采购情况。一日，张来我家执行任务，被叛徒吴松涛告知，立即率领特务到我家抓捕。我闻讯后心急如焚，派老伴连忙带着张某到后院翻墙躲进婆婆家。我在外面跟他打招呼，故意招待他，以拖延搜查时间。他们什么也没找到，我只好失望而归。入夜后，我怕特务又来，到处都没有人监视，就叫张福林同志快点回来。临走时我给了他500元假币。第二天，日本宪兵队大桥队长派翻译陈永辉和一伙特务到我家抓捕我，关进日本宪兵队牢房审问。在审讯过程中，敌人对我提出了升官的愿望，并用软硬兼施的手段，用绳子把我吊起来，按着铁栏，往我身上泼胡椒水。我宁愿死也不愿投降。敌人既然抓不住我，就没有办法对我做什么。最后，在父亲的要求下，同乡宋玉生（当时在日本宪兵队服役）告诉日本宪兵曹河村：“徐是我的一个亲戚，他一直在德克萨斯州做生意。”并且是一个非常好的公民。”在宋某的说情、贿赂下，我被关押了一个多月才被释放。

身为伪军官心向共产党

出狱后，我的心情很压抑。我以为这些奸细不会抓到我，就会指控我。我被释放前，他们花掉了我家一半以上的积蓄。我意识到做生意随时都可能被勒索。为了对付间谍，我决定弃商从军。经过再三考虑，我本来想加入八路军，但因为我住在敌占区，如果被敌人知道，我全家肯定会遭殃。迫于形势，他萌生了成为一名伪军的想法，这样他既可以挽救家人的生命，又可以继续从事抗日工作。下定决心后，我首先征求了冀南军区第六师敌工科科长何宽同志的意见。由于工作需要和我的情况，他同意了我的想法。从那时起，我就开始寻找假职位。先是买了一把箱枪，贿赂了武城县的假县长吴吉普。我被授予武城县警卫队第三支队队长称号。 1942年5月7日上任前，我的朋友郭奎荣带了一帮人来见我，说：“这是乔挺，他在家里已经活不下去了，他愿意和你一起去婺城服役”作为一名士兵。”

当时，我以乔为友，同去的还有程希贤的四弟程希英。起初，乔在我身边担任士兵，程西英担任副官。当时，武城县伪军的编制是这样的：县政府设有剿共队，县警察部队有五个支队。每个支队下辖三个中队，每个中队有一百多人。官兵士气低落，战斗力差，奸淫掠夺，互相图谋争权争霸。天真的很黑。面对目前的这些情况，我非常愤怒。为了寻求光明，我想赶紧去找何宽同志，与八路军联手抗日救国。但我不知道何宽同志已经派人来做我的工作了。我当上伪军后不久，在乔的介绍下，我秘密结识了八路军婺城新七旅的邓存植同志。由此，我怀疑乔是八路军战士，但我不方便公开采访他。一天晚上，我们两人聊天时，乔告诉了我实情：“我叫庄农，是冀南军区敌工科科长何宽同志指派的一名参谋，秘密地在你身边工作。”苏源当时非常高兴，从此我们的关系就像兄弟一样。为了方便他工作，我任命他在我身边当办事员，让他利用工作之便窃取敌人情报，并及时传送到八路军联络点。该联络点位于梁园村的一家油坊内。店主姓宋贤和。经常来这里收集情报的人有冀南第六地委贸易局局长范明洲同志、敌工部孙冠生同志等。

梁园村在运河东岸，西岸是草寺村，是渡口。济南军区的敌工人员经常路过此地，他们的安全大多有我保护。 1942年初春的一天，何宽同志带领中共夏津县政委陈健、政委纪兆清到婺城执行任务。何宽在草寺村渡口被捕，押往伪县警队审问。为了在这危急时刻迅速营救何宽同志，我冒着风险向伪县长宣誓，让何宽同志能够被释放，安全返回解放区。这时，正在为他准备葬礼的陈、李两位酋长看到何平安归来，感到很惊讶。他向他们报告了他是如何救我脱离险境的。为此，我再次得到了八路军首长的鼓励。

1942年6月15日，我手下的一名伪军在草寺渡口俘虏了两名八路军战士，并把他们带到了我的面前。为了掩盖别人的眼睛，我当面对伪军说：“不用担心。”如果他们真的是八路军的孩子，他们就活不下去了。 “我以检查犯人的名义，在晚上偷偷会见了这两个年轻人。因为他们知道我有外遇，而且和我的父亲齐兆建同志早就有联系，所以他们告诉了我实情：“我的父亲是齐兆健，我的两个兄弟是抗日工作队的队员，执行任务路过这里，被你们的部下抓获了。为了释放他们，我偷偷和乔挺同志商量了一个办法。讨论的结果是，乔挺同志亲自护送他们安全渡过运河，回到解放区。为了避免后患，我后来借口辞退了这个伪军。不久前，齐兆建的妻子在水波村赶集时意外被特务抓获，关进伪县政府监狱。我得知后，与伪区长徐庆怀、商会会长杨敬三、伪县长吴吉普书记张玉甫勾结，借口求齐投降。我向伪县长说明了利害关系后，同意释放齐夫人。

1943年夏天的一天下午，乔挺同志向我汇报：“刘杰（刘杰同志时任武城县武北公安科科长）的女儿在租住自己的房子时被县里抓了。姐姐到河南婺庄上学，政府抓捕了我，为了让抗日兄弟早日脱离虎口，我向伪县长吴吉普说明了情况，并释放了刘杰同志的女儿。和妹妹借口要求八路军投降。

1943年初，伪县长吴季璞命令我率部驻守武官处。日军驻扎在据点内。麦收期间，日军需要使用大型车辆换防，他就命令我去处理。我派了十个人骑自行车到乡下征用农民的牛车。当车队到达军王庙村附近时，被八路军哨兵发现并开枪射击。一名伪军当场被枪杀，其余伪军为保命而死。车子疾驰而回。日军得知此事后勃然大怒，立即抓获并拘留了村长王德林。伪县长得知此事后，也想将村长带到县里审问。在这种紧急情况下，为了救村长脱离危险，我决定用自行车换取补偿，并用这笔钱贿赂伪县长，从而达到释放村长的目的。当晚我就派乔挺同志秘密到八路军二大队征求意见。大队队长刘汉连同志坚持要求释放村长，条件是归还自行车和一名受伤的伪军。当时我觉得这样会引起太大的风波，又怕暴露我和八路军的关系，所以我只好自己承担赔偿金。我立即将县书记的800多元自行车款转给了伪县长吴吉普。假县长贪财。收到钱后，他不再坚持要人，让我来处理，我就放了村长，把案子了结了。

麦子收割的时候，我率部配合日军讨伐。我们部队当先锋，带路，天一亮就到了大富村，发现院里的麦秆里有一个拿着大枪的小伙子正在熟睡。当我叫醒他时，他看到我们是伪军，有祸了，对我怀有敌意。我立即向他解释：“日本人已经落后了，马上就要到了，赶紧跟我躲起来吧！”我把他带到一个指挥官家里，让他躲起来，并告诉他：“等我们走吧。”你再走吧。”日军经过后，八路军战士安全返回部队。后来我才知道，这位同志就是当时武北公安科战士叶志国，家住渡口驿村。夏津县。

中秋节前夕，婺城日军司令部准备出动300余名日军进攻唐邑地区的抗日游击队。县警察命令我带部队配合，但一路上没有发现游击队。这是一种畅通无阻的上阵反常现象。

日军欣喜若狂，欣喜若狂。为了尽快向主人报告结果，他在官兵疲惫不堪的情况下，怀着“胜利”的喜悦匆匆返回。队伍行至大雪楼和小雪楼之间的丘陵地带，突然遭到游击队的伏击。伪军仓促应战，无目标乱射击，枪炮空弹了近一个小时。当我听到对方的枪声逐渐变弱、距离越来越近时，我知道八路军已经行动了。日军这才从惊慌中惊醒，命令我率部追击。绕了一圈回来，只见日军已经俘虏了一百五十多名平民，正在大雪楼村头的院子里聚集。日本领导人见我回来，亲自把这些人交给了我。他说：“我们宁可误杀一百人，也不放过一个八路军战士。你们一定要仔细检查，把里面的八路军、共产党人和一些可疑的人带走。”回县城受审。”说完这句话，日军就急忙回去了，生怕八路军再次进攻。面对这些愤怒的同胞，我心里很不安，我要中国人杀中国人。这是日本鬼子的惯用伎俩，如果我把这些人带回县城，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有善心去侍奉他们。我爱我的祖国，爱我的同胞，决不做任何危害自然的事情，即使我个人冒着巨大的风险，我也必须释放这些人，如果这些人当中真的有八路军战士，我就应该放他们走。对此，我当机立断，向大家宣布：“我叫徐国杰，住在德克萨斯州，是武城警备支队支队长。现在我宣布你们全部释放。请你们回家吧！”说完，我挥了挥手，意思是叫他们赶紧离开，但是这些人却被我的举动惊呆了，他们的眼神由愤怒转为喜悦，有的感动得热泪盈眶，慢慢离开了。这时，我感到很欣慰，心想：“徐国杰啊徐国杰，你坚决做了中国人应该做的事情，但是你回去后怎么向日本人解释呢？他们会怎样对待你？ “为了消除他们对我的疑虑，我回来后主动向翻译汇报。我向南方恳求翻译（韩国人）：“那一百多人都是穷人。我看没有钱可榨，就全部放了。请在‘太君’面前说几句好话。 “对我有帮助。”南译者可能在这件事上起了一定的作用，后来他就没有追究过。然而没想到，有一天早上，当我带兵练兵时，伪县令吴季璞突然前来观摩。他神情阴险，恶狠狠地问我：“徐队长！有人说你和八路军有联系。是这样吗？”面对这突如其来的问题，我感到有些紧张。

但他脸色却很平静，毫无畏惧地回答道：“这又是小人对我的诬告，绝非如此，请县令查明。”后来我从伪县长的亲信那里向外界透露了这件事。他说，吴某对我涉嫌不正当事务的怀疑加深了，我随时有被抓捕受审的危险。如果我遭遇这样的灾难，小命不保是小事一桩。可怕的是，乔婷等地下党员受到牵连。如果八路军联络点被摧毁，那我徐就如同“猪八戒照镜子，里里外外都不像人了”。面对这种情况，我只能脱险，才能实现敌内抗日力量的存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借口去北平治病，离开了婺城。当我在北京住院期间，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遭到汉奸出卖，乔挺同志确实被敌人逮捕了。伪县长吴吉普为了让乔挺招供，多次使用严刑峻法，包括用军棍打、坐老虎凳、喂胡椒水……但乔挺同志宁死也不投降。吴吉普大怒，当众下令活埋乔。就在这关键时刻，我的副官程西英急忙来到德克萨斯州，向我的妻子说明情况。妻子觉得情况危急，立即给我打长途电话，让我赶紧回去。我赶紧乘车返回婺城，冒着生命危险，主动“进攻”，当面对吴吉普说：“乔挺不是共产党员，他是我的下属，如果他是共产党员，请问一下。”县令先枪杀我，这是他们想陷害乔，把责任推到我身上！”在我的强烈辩解下，吴吉普释放了乔。但由于汉奸的存在，乔挺同志不能住在这里，只好辞职回到我抗日政府。

舍生忘死为解放战争奋力出征

鉴于乔挺同志的事件和离开，以及伪县长吴吉普对我与八路军联络的怀疑，我只好借口生病辞职回家，来得克萨斯州做生意，继续和八路军进行秘密接触，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1945年冬天，我两次冒着生命危险为地方武装购买枪支。张振刚和冯守才第一次联系我，为我们的工作人员采购了两把箱枪。第二次，我受王任重同志的委托，派警卫员王书元来联系我。我给他们买了两把箱枪和三把枪。在当时的国民党统治下，为我军购买枪支需要180度大转弯。另外，老百姓如果没有枪，就得从政府那里购买。为此，我冒着风险，利用自己的关系，从德县督察署副署长朱绪武手中购买，然后秘密送出敌战区，交给我军。 1946年初，又为武城县采购了大枪子弹2000发。王雨晴联系了他们。收购完成后，被拉车王云泰分五批秘密运出县城，由关振藩交给我解放军。

1946年6月德州解放后，冀南军区出具了我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所做的一切的证据，从而赢得了政府和群众的理解和信任，让我感到无限的欣慰和荣幸。更加坚定了我继续为解放战争作出贡献的信心。 1947年秋，德州市公安局局长刘健同志介绍我到渤海行署执行任务。第二天，我到达行署所在地惠民——董家村，受到地委社会工作部部长杨帆、地委公安局副局长吉明的热情接待。行署及其他领导同志。随后我又被分配到——天津沦陷区采购“风钢”。 ”、西医和旧国民党报纸。正因为这些物品是国民党控制的禁运物品，不仅难以采购，而且一旦暴露，“必将遭遇不幸，后果不堪设想”。我不顾当时的困难和危险，只想着组织的信任和解放战争的需要。我很荣幸能够承担任何风险，所以我欣然同意了。

表达了完成任务的决心，我告别了领导就出发了。到天津后，住在鼎新仓库。他以做生意的名义，讨人喜欢，拉关系。他四处奔走，几天之内偷偷购买了所有需要的物品。但由于敌人戒备森严，特别是对禁运物资的检查比较严格，如果敌人知道我是为解放军采购，我就有翻身的危险了。为了安全运输货物，我调查了出境运输路线，采取了安全的运输方式。最后，货物安全运抵德州，移交给市公安局局长张志海同志。不幸被德州日伪河防队原队长张金兰发现并举报，逃往天津。就在我完成运输离开天津的当天晚上，检查所就派人到鼎新仓库抓捕我。

发现我离开后，他们抓捕了我店的仓库经理李振东、天津采购员刘玉谦等六人，并拘留了三个月。最终，他们在缴纳了三十亿法币的贿赂后全部被释放。

40多年过去了，往事历历在目，历历在目。值此抗战胜利40周年之际，我谨将这些往事重述一遍，以作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