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当你向前迈出一步，向东或向西走时，你会看到各种各样的东西。东方的东西被带到了西方，西方的东西也被带到了西方。当东西方相遇、相向、擦肩而过时，无数事物在东西方之间相遇、分离，让东西方的人们跨越时空的界限，获得一种新的体验。瞥见不同的地方和异国的土地。

一个旅人在荒漠草原中行走了许久，一个水手在海浪岛屿中航行了很多年。驼峰上、马背上、船舱里、行李里，除了所谓货物的东西之外，还有来自东西方的文化和传说。于是，凯撒的孩子们就穿上了汉代女工纺成的丝绸；在唐代的菱镜中，还可以看到来自遥远西域的珠锦。东南亚半岛的复制品描绘了明朝人民的衣服和帽子，已成为西方图书馆的收藏；香港印刷的中国日历记录了大洋彼岸美洲大陆的新闻。通过无数双有名或无名的物之手，物从物换物。

事物因事物而相遇。

在东方和西方人的眼里，看着自己手中的东西，东西找到了彼此。从相识到相识，就像那个叫做海绵的东西，吸收着从东西方源源不断涌来的文明浪潮。随着充实，随着充实，不分彼此，共同丰富世界。从这个角度来看，狭隘的思维只会关注自己手中的事物，而看不到这个世界上更广阔的事物所创造的无限可能性。只有开放的心态才能从任何事情中学习。都看到了无限广阔的世界。

对事物的追求可以是痴迷、欲望、好奇心或想象力。就像小说中忽必烈问马可波罗的问题一样：

“你从西边来到东边，就是为了给我带来这些东西？”

“亲爱的可汗，你只说对了一半。我不仅把西方的东西带到东方，而且把东方的东西带回西方。”

B01“主题”的事

B02-B03《主题》写作和阅读，盯着稿子里的东西

B04-B05《主题》西方用在东方，一本综合性的书，东方与西方共享同一时间

B06-B07《历史》走遍东西方，初次遇见马可·波罗

B08《主题》罗伯特·彭格当文学只关乎语言和思维

撰写者|王元冲

日历，即使在当今忙碌的生活中，也只是扫一眼的东西。毕竟，如果你想知道一个月中的哪一天，你的手机屏幕上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答案。但它仍然固执地放在桌子上、挂在墙上，等待着一页一页地翻动，就像我们的祖先几千年来所做的那样。不管怎样，它与时钟一起，都是最直观的时间符号。

历法是如此古老，以至于当我们用口语描述那些过时的东西时，我们会说它们是“旧皇历”。 —— 皇帝历之所以被称为皇帝历，正是因为它象征着一个早已远去的旧时代。 “皇帝历”“皇帝”说明了这一点：在过去的帝制时代，中国的历法是根据皇帝的年号加上他在位的年份来计算的。比如“光绪元年”就是光绪帝即位后的第一年。即公元1875年，按照天干地支年表，这一年是乙亥。这种年号年表的传统始于西汉汉武帝，一直延续到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宣统年表。

清末宪法俗称“老皇帝历”。

帝国年号的年序关系到王朝对时间概念在全国范围内传播的控制力，与王朝的合法性密切相关。长期以来，中国的外国诸侯国也会沿袭中国的年号。因此，这种年代法具有强烈的政治秩序与国家历史上自《春秋公羊传》年以来就存在的“春王正月”时间秩序的统一观念。 1912年，新成立的中华民国决定正式采用公历，即太阳历，以取代国家的阴阳历（俗称“农历”或“太阴历”）。然而，中华民国的官方历法却是采用中华民国年号。例如，1913年是“中华民国二年”。

不过，当时很多中国人对公元历法已经不再陌生。主要原因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通商口岸相继开放，西方人大量进入中国。欧美的基督教历法也开始融入中国的社会生活。它经常出现，而且大多与中国年号并列，如清末上海印制的广告画中。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历。坐在上面的人是当时在位的光绪皇帝，坐在下面的人是中国人想象中的维多利亚女王。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新政权与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采用了公元纪年。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生机勃勃的伟大变革，是新中国融入世界体系的重大标志。我们当代中国人都生活在这场巨大变革的遗产中。比如今年是2024年，也就是基督教世界耶稣诞生后的第2024年。它与中国文化无关，但不再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成为一种比较简单的时间计算尺。此外，还延续了传统的干支历法，使当今我国的普通公民能够普遍、灵活地使用至少两种中外历法来记时，还可以在阳历之间进行调整。从欧美引进的和本国的农历。自由转换在我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清末推广中西年表的多种方式中，一种是欧美来华传教士编印的年历小册子，通常以总书的形式出现，或称“华繁合”。 《何同书》或《华阳书》。 《和合通书》，或《中西通书》，等等。我们中国社会的黄历有很多种，但常见的有两种。第一种是每年朝廷颁布的皇历（常称“旧皇历”），由北京钦天监制作。样书分发到各省份。每年10月1日在全国发行次年黄历；第二种是私人印刷的普通书籍，主要集中在福建和广东。每年也在周边地区发行，并在全国范围内流通。皇历中除了二十四节气、各省的日出日落时间表、一年十二个月的大小月以及日常禁忌之外，并没有太多其他内容。 《通书》则不然。除日常信息外，还包括春牛图、求财占卜、神仙生辰、梦境、医方、道德教育等大量信息，深受大众喜爱。有图片和文字。

民国元年（1912年）的日历上，最上面的人物是“民主总统孙文”（孙文）和“共和党军师黎元洪”。他们下面的人物是即将退位的清朝皇帝溥仪。最有趣的是，左右围绕着小皇帝的是两位女革命军将领：“女先锋徐无英”和“女元帅曹道新”。这两位女性在1911年革命期间非常受欢迎，被视为革命“女英雄”，被广泛宣传，甚至编成各种歌剧，如《女革命复武昌》等。这张日历卡是对革命时期的恰当而现实的写照。 1911年革命的背景。

传教士到达中国后，很快发现童书是与中国人民交流的好方法，于是他们开始模仿中国童书风格，编辑中西童书，加入了大量有关欧洲自然科学的信息。医学、语言等内容。教育文化、社会道德教育等内容变得十分丰富。这些通俗书籍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西方现代科学知识在中国社会传播的动力之一，是中外交流中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今天我们以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的《华番和合通书》为例，一睹清末中外交往的风采。

旧皇历、新通书

与当时的大多数书籍一样，《华番和合通书》是线装木刻版。尺寸与大陆流行书籍基本一致。长约25厘米，宽约15厘米。图文共75页（150页）。这个长度比内地一般书籍要少很多（一般中文一般书籍都是100多页或者200多页，有的可以是200多页、400多页）。根据中国历书发行和印刷惯例，1844年通书于1843年秋发行，1845年通书于1844年秋发行。

1845年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南京条约》 协定签订后，香港岛不仅成为大英帝国进一步向中国及东亚其他地区进行殖民扩张的重要战略基地，而且迅速成为英国商人和传教士联络的地方邻近广州和华南其他地区的当地人。前哨。此前，欧美商船虽然可以通过珠江进入广州南部的十三行地区与中国商人进行商业交易，但根据中国法律，他们不能进入广州居住。主要居住地是澳门，被葡萄牙占领。传教士也陆续登陆澳门并开展活动。 1842年，英国占领香港岛，上海、广州、宁波、厦门、福州五口岸正式开放对外贸易，永久改变了这一局面。 1842年以来，香港及五个通商口岸成为欧美传教士在中国内陆地区密集开展宗教文化推广的大本营。这就是为什么晚清时期在这些城市印刷了大量的中西书籍。主要原因。

这本1845年的总书也是中美条约签署后不久开始的。 1844年夏天的《望厦条约》，所以包含了美国地理、行政区划、人口的相关介绍。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它提供了一个了解美国这个刚刚与中国签署条约的国家的访问窗口。

1845年《华番和合通书》的封面分为三竖栏。中间一栏是字体最大的书名；左栏并列中西年表；右栏是传教士的话。在左栏中，日期按上下排列。第一个是大字“道光二十五年”，后面是小字“从耶稣诞生至今，一千八百四十五到正月初二十六”第四十六年。” 。字体大小的差异是传教士根据中国人尊重皇帝纪年的习惯而做出的灵活处理，以符合中国“春王正月”的含义，中大中小在西方也对低等人有一定的尊重。目的并不是要引起中国人习惯的不适。

这里西历中的“番”指的是西方或西方。这是当时的语言习惯，与中国传统的以华夷之分为中心的政治语言密切相关。即“范”与“仪”本来是有联系的。但“夷”字不美，被废弃（后来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根据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第五十一条规定，“夷”字不能再用来指代英国在中国文件中也采用了这种基于片面最惠国待遇的想法，所以中国后来一般用“洋”字来代替“蛮”字（这是后话了）。西方年表“从耶稣诞生至今一千八百四十五年至六十四年正月二十六日”是指二十年农历正月初一。 -农历道光五年，即西历1845年从2011年2月7日开始，到农历道光二十五年12月29日结束，即西历1846年1月26日西历1846年1月27日，是道光二十六年正月初一。

书名右侧的传教用语来自《创世记》《圣经》第一章，讲述上帝创造太阳、月亮和星星，划分昼夜。该书封面后附有一张中国地图，题为《清朝全图全图》，标明了清朝时期中国的辽阔领土，包括库页岛、内蒙古、外蒙古、新疆、西藏、台湾等。地方。统一的多民族中国。这张地图的方向是上北下南左西右东，采用的是经纬度坐标系，总体来说是非常准确的。经度是基于西方地图中的系统，以经过英国格林威治皇家天文台的经度作为本初子午线（相比之下，中国康熙时期编制的经纬度《创世纪》是基于经过北京的经度（经度位于本初子午线），这与我们当地地图绘制的标准做法一致。因此，地图本身就体现了原本具有自己地理制图特征的中国开始被纳入欧洲主导的建构之中。新的全球地理知识体系。

换句话说，类似地图的出现已经是中西方融合交流的结果之一。

《皇舆全览图》 附加到《通书》。

地图之后是本书的主题，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传教文字，第二部分是反对鸦片等地理知识和道德教育，第三部分是历法。月份和日期。每个部分有大约25页的图片和文字。

第一部分以四页的内容开始，讨论敬拜。这部分位于一页的第一部分，顶部和底部有六列，列出了一年中十二个月的星期日。每个月都是中西结合。例如，第一列中，左列的日历为“正月初三、十、十七、二十四”，右列对应“初九、十六、二十三、 1846年的“三月初二”。2月9日、2月16日、2月23日、3月2日都是农历正月的四个星期日。像这样的周班安排，早在清朝康熙年间就已经存在。它们通常打印在一张纸上，通常被称为“占利和四旬斋时间表”。也是按照农历从正月到十二月排列，列出全年。星期日。梵蒂冈图书馆有几份这样的节日清单，例如康熙皇帝在位三十四年（即上帝诞生的第1695年）的《天主教节日和四旬斋清单》。

当然，康熙时期活跃在中国的主要人物是来自欧洲的耶稣会士，他们属于天主教系。耶稣会士于明朝末年来到中国，以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为先驱。此后，他们主要服务于钦天监等机构，负责天文计算和黄历制作。他们主要的传教方式是向下，即通过中国宫廷和达官贵人，影响中国社会。然而，康熙后期中西礼法关于中国信徒是否应该祭祀孔子和祖先的争论之后，雍正皇帝于1723年正式禁止基督教，天主教在中国的势力急剧衰落。至道光初年，虽有耶稣会士在秦田狱中任职，但传教势力已衰落。鸦片战争后重新进入中国的英美传教士大多具有基督教血统，与康熙、雍宗、乾隆时期供职朝廷的耶稣会士不同，他们的驻地在通商口岸，主要传教士是基督教徒。目标是民间社会和基层的扩大。道路。

正因为这种差异，清末来华的传教士与所在地区的民众接触十分活跃，所以他们在制作《皇舆全图》这样的作品时，主要是在民间进行宣传。这是一个大的历史背景，有助于我们理解鸦片战争前后欧美在华传教团体的重要差异。

世界那么大，请看一看

《和合通书》 中的《通书》。

传教部分之后是本书的第二部分，宣传西方现代知识，包括完整的地球图（东西半球图）、自然历史、天体、鸦片入境数量统计表中国、鸦片烟禁令、北美地理和美国介绍、新的疫苗接种方法、肉豆蔻树介绍、日食和月食常识、香港、舟山、澳门、广州的月食时刻和秒数， 1845年的马六甲、美国、澳大利亚等地。这部分内容很多与华人社会人们普遍认为的一些概念不同，是新知识。因此，向中国读者特别是其追随者传播科学知识是传教士的重要一步。例如，它包含完整的地球地图，包含经度和纬度，分为东半球和西半球。该地图标出了南北两极、六大洲（欧罗巴[又称“欧罗巴”]、亚洲、亚洲和非洲、澳大利亚、北亚、美洲海、南亚海）和六大洋（大西洋）海、大洋[即太平洋]、印度洋、北冰洋、南冰海和南大洋）。虽然划分大陆和海洋的方法与今天不同，但整体形状与现在的全球地图高度一致。换句话说，我们今天的全球地图就是由这种地图演变而来的。

地图后面附有文字介绍，包括介绍：“地球360度环绕，总面积为72,000英里。”这是指地球的周长。今天我们知道地球的周长约为4万公里。那是80,000 英里，与这里的72,000 英里类似。另外，这部分地理知识还介绍了南美洲有“长13500英里，河口宽450英里”的大河。这应该指的是亚马逊河，它长约3,977英里，即6,400公里确实接近这里介绍的13,500英里的数值。北美也有大河，“长超过13,500英里”，指的是由密苏里河或密西西比河组成的河系。两者全长均为2,341 英里（即3,768 公里），总长度为4,681 英里（即3,768 公里）。 7533公里，确实超过13500英里。可见，书中的描述并不是对中国人的漫无目的的谈论，而是经过仔细转换后相对准确的描述。

美国这两条大河的长度与中国的黄河、长江的长度相当，这有助于中国人树立外国自然地理意识。此外，该节还记载：“印度北部有一座大山，为世界最高，从山顶到山底，直线测量十五英里。”这里指的是喜马拉雅山的最高峰珠穆朗玛峰，15英里相当于7500米，与后来测绘高度8849米比较接近。

这些内容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都是简单的“常识”，但我们不要忘记，在1845年，这些方面在中国的很多书籍中，特别是在知识分子阅读的四书五经中是没有的。地理知识。当时，全中国，特别是在官僚行政系统中工作的官员，无论满族、汉族，没有人出过国、留学过，也没有人懂得英语、法语、荷兰语等其他语言。

继全球介绍之后，还有一幅世界部分陆地动物、海洋生物及相关区域产品的简化图，名为《世界动物与鳞片图》，共有60种，覆盖亚洲、非洲和大洋洲，下一页《天地生禽兽简介》一一列出了这60种的名称。值得一提的是，这张图中使用的编号系统是中国商业系统中流行的苏州码，而不是阿拉伯数字或汉字一二三。例如，在这张地图上，有一条在佛罗里达州北部绘制的鳄鱼，标记为“”（即15）。 《天地生鸟兽简介》下一页的解释是“鳄鱼”；这条鳄鱼旁边是另一条，上面标有代码（即53），下一页对应的文字解释是“大米、棉花、糖”，对应的是美国南部的产品。

苏州代码对照表。

墨西哥的地面上只写着一个数字（即43），下一页的文字解释了“鹰银”，与当时的中国关系密切。

所谓“鹰银”，是指1821年墨西哥独立后铸造的银元，因上面有墨西哥鹰国徽图案，所以后来被中国人称为“鹰银”或“鹰洋”。大量进口到中国。这与早期的西班牙硬币类似。殖民势力从墨西哥输入中国的银币，被中国人称为“佛洋”、“佛印”（明代西班牙称“佛朗吉”，故名“佛”）。中国是银本位制国家。明末实行“一鞭法”后，内税以白银为主，对外贸易以白银结算。因此，欧洲东印度公司和美国商人前往中国时，必须携带大量白银。白银作为金属硬通货，本身已成为中欧、中美贸易中的特殊商品。中国本身就是一个白银产量不足的国家，需要严重依赖白银进口。清朝时期，除了日本白银经朝鲜流入中国外，获取白银的另一个主要途径是欧美商人带来的美国白银。据学者估计，当时美洲约70%的白银是沿着世界贸易渠道流入中国市场的。

中国与西方的密切关系，以及大量的美国白银沿着全球贸易网络流入中国，也在这张小小的产品地图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墨西哥鹰于1850年发行。第一枚进入中国的外国银币是西班牙银元，其一面为西班牙国王雕像，另一面为两根带有皇家徽章的罗马柱。古称“本羊”，又名“双柱煎饼”。这种银币从明朝末年开始流入中国，流通了三百多年。直到19世纪墨西哥鹰洋涌入，才逐渐取代了原有货币的地位。鹰洋因铸有墨西哥国鸟金鹰站在仙人掌上、嘴里叼着蛇而得名“鹰洋”。到了近代，鹰洋几乎成为中国流通的本位货币之一。

“我劝你不要再吸鸦片了。”

世界自然博物馆介绍后，这本总书记录了鸦片进入中国的数量，并计算了给中国带来的巨大经济损失：从丙辰年（1796年，嘉庆元年）1070箱到壬寅年（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有28650箱，共336077箱。如果每箱500银元，则总银子为16803.85万元，而且“交易时，大家都需要现金，不需要以物易物”。然后，就有了《劝戒吸鸦片的好话》。

《真言》首先以自问自答的形式解答了这个问题，指出“唐人买此鸦片，不是为了饲养牲畜或牲畜，而是被唐人吃掉的”，并指出：然后指出“鸦片来自外国，在中国中毒”。揭露了吸毒后的种种痛苦，最后写了一篇劝诫鸦片烟的短文，劝告读者不要吸。

劝告开始：

“我劝你现在就把这鸦片烟扔掉，不然你会死在里面的。以后凡是吃了鸦片烟的人，都会被它害死的。你别假装一天抽一两次就不会碍事了。”嘿！你不能欺骗自己。现在看起来像乞丐的人当时是一个有钱人，所以他也说了同样的话。”

最后一句甚至警告道：“我劝你不要再吸鸦片烟了，否则会伤害你的身体，你现在会很痛苦，也会惹神帝生气，你很快就会死，下地狱，承受无尽的痛苦。”这种书是这样的。反对鸦片的出发点，与中国地方普通书籍刊登《二十四孝》图文宣扬启蒙的做法惊人地一致。

宣传晚清禁鸦片的海报。

告诫鸦片之后，通报介绍了“联邦各州”的地理位置，即美国，其次是人口、各州从事不同工种工作的人数、产品价格的统计表各州的情况，以及各州的官兵人数。里面的数字都是用苏州码记录的，与之前《世界动物、鳞片、物产图》上的苏州码表示法一模一样。可见，本书的编者显然受到了中国商业制度的影响。另外，用苏州码记录百万级数字，与汉字“一、二、三、四”相比，在技术上节省了大量空间。例如，1840年州人口普查表中“道光十二年”“纽约州”（即纽约州）的人口数据写为“一”，数字为下面列出的单位是“百万”，分别与“”对齐，所以这个苏州代码代表的值为2428921。这正是1840年美国人口普查中纽约州的人口数据。当时，该州人口是美国最多的。最多。 1844年在香港出版的《和合通书》中，1845年版增加了几页专门介绍美国的州和产品。这可能主要是因为这本书是在中美关系时期编辑的。010-3万签约后不久发生的事情，为中国人了解美国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效的渠道。

北美地区《地球全图》。

与1844年的总书相比，这本总书增加了“详细描述应对天花的新接种方法”。介绍了英国开始的牛痘疫苗接种方法，该方法比中国使用的痘痘接种方法（即用小刀取痘者的痘浆，刺穿未痘者的手臂）效果更好。出过痘），并详细介绍了疫苗接种的方法。提供了程序以及如何保存牛痘浆以用于长距离疫苗接种的方法。这些知识对于介绍牛痘培养方法及其在中国社会的推广非常重要。这也体现了中西医学知识的交流。

西方的时间，东方的月份

月建表在《望厦条约》。

与封面上中西元素的时间排列类似，书的最后部分是十二个月的月表，当时又称“日月刻度书”。按照中国农历时间排列，有中西月日，从当年农历正月初一到腊月二十九，对应的日期在西历如上所述，从1845年2月7日到1846年1月27日。与中国一般书本和官方皇历标明一年中每一天的吉凶方向和禁忌不同，这部分只标明了西陆（即新加坡）、香港、舟山每天太阳和月亮的进出时间，没有详细信息。没有关于好运或坏运的内容。然而，从新加坡到香港岛舟山这三个地方，代表了欧洲商人和传教士到中国的海上航线，意义深远。这份12月月表是本书的最后一部分。前面的两部分是这本通用书最重要的功能。

类似的传教书籍现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和哈佛大学图书馆、牛津大学图书馆、剑桥大学图书馆、英国大英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等机构和众多博物馆。有不同数量的收藏，也有同年份的不同版本。这些藏书大多是在华传教士、外交官、商人等回国后赠送的，或者是图书馆从他们的后裔或其他收藏家那里获得的。所以，他们本身就是晚清人。中西交流的产物。它们结合了东西方不同的时间尺度，无论是子丑、寅、卯的轮回，还是周一、周日的循环。毫无疑问，这说明了一个最基本但却常常被遗忘的常识：无论人们如何按照自己的意愿划分事物，但世界末日总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