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上看，上海对全国各地的支援从抗战开始到解放后的几十年，一直到21世纪的二十多年。从上海工厂内迁、交大西迁、“三线”建设、支援淮河治理、唐山抗震救灾、援藏、援疆、援云南、汶川地震部分重建、援建从都江堰建设等，无数上海人用自己的热情建设了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但不幸的是，大多数时候这些善意都被遗忘了。很多上海人的父母和祖先可能永远留在了家乡，有的已经融入了当地。

对于老上海人来说，这段过去是艰难的。而那些做出贡献的老人可能还住在十几平方米的破旧房屋里。所以，上海人不愿意提及那些往事，但就像日本否认侵略历史一样，历史是无法篡改的。

全面抗战爆发后，上海人用最后的倔强保护了这个国家仅存的精血。上海工业第一次大搬迁

上海是中国最著名的商业城市。然而，当战争到来时，上海表现出的不屈态度令世人瞩目。

不屈的上海人意识到战争将是长期的，因此他们试图保留支持国家长期抗战的能力。在中国军队牺牲血肉的有限时间内，发起了大规模的工厂企业向内陆搬迁行动。

近代以来，中国的民族工业大部分集中在沿海省份，其中以上海最为集中。 1937年，全国符合《工厂法》标准的3935家工厂中，有2998家分布在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六省和天津、威海卫、青岛、上海的数量占全国总数。占总数的76.2%；其中，江、浙、沪地区工厂有2336家，占总数的59.4%；上海有工厂1235家，占全国的31.4%。淞沪战争爆发后，上海作为全国工业中心遭受巨大损失，905家工厂被毁。从行业看，纺织、造纸、印刷、火柴、盐酸、制碱、矿山机械等行业损失尤为严重。

国家资源委和上海企业家倡导重要工业设施向内陆转移，并为此成立了专门机构，制定了详细的转移方案和办法：武昌是零部件搬迁的集中地点来自每个工厂。然后分别转往宜昌、重庆、西安、咸阳、岳阳、长沙；广东方向工厂转移至云南、广西；上海工厂的设备、原材料、半成品等全部打包运走，运费由国家补贴。

淞沪战争爆发第三天，上海工人们不顾日机轰炸，开始拆装机器。由于火车因轰炸无法运行，大部分汽车都开往前线，所以主要采用水路运输。

1937年8月23日，第一批工业设施，即顺阳机械厂、上海机械厂、新民机械厂、合作五金厂四厂的拆解设备，装上二十二艘船，冒险途经苏州。出上海的内河运输。随着越来越多的工厂需要搬迁，国民政府不断调整政策。

至上海市区完全被占领时，共有146家私营工厂迁出上海，共计14600吨机器零部件和2500名技术人员。

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全国性搬迁。无数中国企业家、资本家、政府官员、技术人员、工人、苦力、造船工人以及无数各行各业的志愿者，在炮弹和子弹的雨下拆毁了每一台机器、每一个螺丝。把它们装进木箱里，然后喊着口号搬出工厂。

通往华夏大陆的大江小河上，马达轰鸣的货船和无数划着桨的木船拥挤在一起，承载着祖国最后的精气和血脉，缓慢却极其顽强地驶向华夏腹地。 ——中文这一壮举震惊了全世界。

更不用说在前线拼命奋战的中国官兵，更不用说像蚂蚁负重一样坚持前行的中国人，这个民族当初求生存、忍辱负重、永不投降的韧性，抗日战争的胜利者，宣告了这样的前景：无论战争要持续多久，无论土地被战争蹂躏有多大，只要全民族的意志坚强不屈，就有可能他们试图让这个国家屈服的敌人为零。

新中国建立后，反封锁、反轰炸背景下上海工厂内迁的两次高潮

从1949年8月至1950年12月《解放日报》发表的相关报道来看，上海工厂的搬迁既具有一定程度的一致性，又在时间分布上明显集中，特别是1949年8月至11月和1950年2月至4月《解放日报》发布多篇企业搬迁报道，对应反封锁、反轰炸背景下上海工厂搬迁的两次热潮。

当年铅笔厂的广告

1949年8月，上海私营国标铅笔厂将一半机械设备迁至哈尔滨建立新厂，成为该市工业部门第一家以实际行动响应六次反封锁政策的工厂。该厂总经理吴根美此前在参加民主党东北之行时亲眼目睹了东北地区的工商业发展。她特别了解到，哈尔滨当地铅笔主要原材料货源充足，气候干燥，适合制造铅笔。这是建设铅笔产业的重要因素。在找到理想的区域后，决定将一半的机器搬到哈尔滨。

时任哈尔滨市市长饶斌得知此事后，极力推动此事。经洽谈，双方就合资形式、分配比例等达成意向协议。此后，全市卷烟、火柴、内衣、医药等行业20余家私营工厂纷纷响应搬迁号召。 9月，私营上海铅笔厂决定部分内迁，在北平设立分厂。这是上海工业第二家迁往内陆的工厂。截至1949年11月，中国标准铅笔厂、上海铅笔厂、环球内衣织造厂、康乐卷烟厂等4家企业完成了内迁。国信纺织厂、龙华卷烟厂、新华卷烟厂3家企业正在进行机械拆装。这些箱子已经准备好发货，还有10多个箱子正在准备阶段。不过，随着各项反封锁措施的实施，上海经济形势有所好转，上海工厂内迁的步伐有所放缓。

“2月6日”爆炸案中闸北水电公司被炸现场

从1949年8月到1950年12月的短短一年多时间里，上海工厂积极响应市委、市政府的号召，克服各种困难向内迁。仅公开报道的《解放日报》就有52家上海工厂已开始入驻或正在积极准备入驻，涉及卷烟、火柴、铅笔、纺织、医药、机电等10多个行业。其中，除京福衬衫袜厂等少数工厂外，虽然“从市场来看，他们已经具备了北上的条件，但天津尚无生产厂家纺制生产所需的六支纱原料”。卫生衬衫，所以他们必须缓慢移动。” “此外，大部分工厂企业已经完成内迁。

工厂搬迁也对居住地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产业布局的完善产生了积极影响。对于搬迁地区来说，上海工厂的搬迁不仅可以迅速扩大当地产业规模，为促进当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技术创新的发展和技术人才的培养奠定基础，而且可以更好地满足需求的搬迁区。满足人民就业需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工厂搬迁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意义，从当时开封市民对搬迁企业的反应也可以看出：“毫无疑问，这一切都为开封增添了活力，不久之后，解放后，不仅填补了开封缺乏纺织企业的空地，大棉包如何变成纱线，也让很多开封人感到新鲜，想去工厂看看。谈到未来的发展、未来的希望、产业的崛起，这只是一个开始……”

此外，内地工业的发展也有利于改变我国产业布局严重失衡的局面。旧中国四分之三以上的工业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而沿海地区的工业大部分集中在上海、天津、广州等少数大城市及其周边地区。广阔的腹地，特别是少数民族边境地区，几乎没有现代工业。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据统计，我国大大小小的工厂大多位于沿海港口。上海、天津、广州、青岛的工厂占全国的70%，工人数量也占全国的69%。东北地区重工业占全国一半以上。上海工厂的内迁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高内地工业发展水平，从而逐步改变我国解放初期工业布局不平衡的局面。

摘自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党史明镜

三线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拉开支持全国建设序幕，大量工厂外迁，技术人员人员转移

新中国成立至1952年，为支援东北、西北建设，上海派出大批工程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共计9.9万人。 1953年至1956年，上海有21万多名支援外地重点建设工程的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其中工程技术人员2.38万人，四级以上熟练技术人员8.21万人。 1958年至1966年，第二个、第三个五年期间计划，上海有23.86万名工程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支援全国建设。 1960年代至1977年，上海机电局先后抽调近百家企业4万余名员工和近万台设备，支援第三产业建设。

上海金山工人从上海出发

一五期间，上海因“沿海紧缩战略”未被纳入国家重点投资建设范围。然而，上海作为全国最大的工业基地和工商业最集中的城市，不仅做好了地区的建设发展，还积极支持国家经济建设：

（一）支持国家重点建设，配合各地工业生产。五年内，上海为鞍钢合作生产了78种设备；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43种设备；玉门油田机械零部件400余种；以及佛子岭、梅山、官厅水库等10多个水利工程。提供闸门40套、提升机100多台等。还为外地发展的纺织工业以及造纸、印刷、橡胶、制药、肥皂、牙膏等生产设备。上海工业向全国提供的机械配套设备包括：电站汽轮发电机56台26.48万千瓦、交流发电机124.06万千瓦、矿山设备1.1万吨、机床1.89万台、汽车轮胎49.9万套。此外，为了支持民族农业，上海在1956年突击生产了25万台双轮犁。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上海承担了超过2.6万亿元的军工生产任务（旧人民币）。

（2）向全国市场大量供应商品。五年间，通过商业系统向各地转移工业产品202.7亿元。主要转出商品有：香烟643万箱、胶鞋2.24亿双、肥皂1025.82万箱、自行车93.57万辆、缝纫机48.24万台、棉布57.55亿米、收音机27.87万台。全国约三分之一的棉纱、棉布、卷烟，一半以上的药品、日用品均由上海供应。

（三）为国家创造外汇。近五年，上海口岸出口总值62.8亿元，其中：上海工业品出口28.4亿元，占比45.2%，累计换汇17.44亿美元。上海出口产品品种包括：轻工产品340余种、纺织品40余种。

（四）为国家积累大量建设资金。五年来，上海各经济部门累计为国家提供资金189.4亿元，相当于国家“一五”基础设施投资总额的36%。上海工业企业实现利润33.8亿元，是同期国家对上海工业投资的6倍。

（五）为国家输送大批建设人才。五年来，上海为国家培养了3.3万名大学毕业生、2.5万名中专毕业生。支持异地建设人员28万人，其中专业工程技术人员3.2万人，技术工人13.8万人。还先后将272家轻工、纺织等工厂和部分企业转移到甘肃、河南、安徽等省，支持内陆工业发展。 ”（注：《上海计划志·一五计划执行结果》，信息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网站。）

当时，上海总人口超过700万，经上海输送的人口占上海总人口的近30%。

那时的上海

上海搬迁的一些工厂现已遍布全国，有的企业已成长为国家骨干企业。

西秦川机床厂——现为陕西秦川机床集团有限公司。

汉口无线电厂—— 现武汉中原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缝纫机厂——现为西安标准实业有限公司。

重庆嘉陵机械厂——现为中国嘉陵集团

南京电子管厂株洲机械厂

上海援建：江西钢铁厂、四川钢铁厂、昆明钢铁厂、安徽巴乌钢厂、江西吉安清江化工厂、东风黎明制药厂、甘肃金川有色金属公司、重庆军工103厂、贵州军工906厂、甘肃白银军工884厂、江西德兴军工701厂、江西9396军工厂……

不仅如此，上海上缴中央的数额也巨大，为国家财政收入做出了巨大贡献。根据《上海财政税务志》，1949年至1990年，上海地方财政收入总计3911.79亿元，其中上缴中央3283.66亿元，占83.94%。然而，上海地方财政支出仅占全国的1.65%。很多网友一直在说全国支持上海的建设，但老上海人都知道，上海和当时的东北一样，支持全国的建设。 1949年至1990年，上海仅占中国人口的1%，却上缴了全国近30%的税收

上海市部分税收收入占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来源：《上海支援全国》

数据来源：上海市地方志、税务记录

交大西迁，拉开支援中西部教学建设的序幕

“南阳公学”是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起源之一。 1896年，洋务大臣盛怀宣集资在上海兴建新学堂。 1897年，南洋公学正式成立，1911年更名为南洋大学堂。 1921年定名为交通大学上海学校。 1937年8月，交通大学划归教育部管辖，更名为国立交通大学。 1937年，日军占领上海，许多交通大学的学生决定参军。

1955年4月5日，中央作出重大决定，交通大学迁址西安。北京高等教育部根据中央政策提出并报国务院《关于沿海城市高等学校1955年基本建设任务处理方案的报告》。报告中写道：“减少沿海城市高校招生任务，相应扩容内陆学校，提前在内陆建设新学校……交大机械、电气等专业向西北搬迁，准备西北设立的交大分校，两三年内全部迁出。”

1956年8月10日，注定要载入交大史册。第一批数千名交通大学教职员工、家属和学生收拾好行李，登上开往西安的专列。这是历时数年的大规模搬迁的开始。西迁师生的门票上，有一行字格外醒目：“向科学进军，支援西北！”可见，交大西迁并非学校内部事务，而是国家重大决策。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

1959年，教授们毅然变卖房产西迁。考虑到交通大学上海分校和西安分校面积大、距离远，很难实现统一的行政管理，带来诸多不便。 1959年7月31日，经国务院批准，交通大学上海部分和西安部分独立为两所学校，定名为“上海交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两所学校均为国家重点大学。彭康任西安交通大学党委书记、校长，谢邦植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校长。至此，学校搬迁进程圆满结束。

西师大通行证

向西迁的老教授们致敬。

交大开始西进后，又一批知名院校

西北工业大学.

西北工业大学也是一所985大学，同样位于古都西安。然而，西北工业大学的知名度和知名度不如西安交通大学。其与上海的关系主要是上海交通大学参与组建华东航空学院，随后华东航空学院西移，直至组建西北工业大学。

大连海事大学.

全国沿海城市寥寥无几，因此能够开设航海大学的城市并不多。上海就是这少数几个城市之一。起初，上海有吴淞商船学院和交通大学，于是成立了海事大学。后迁至大连，更名为大连海事大学。后来上海虽然成立了海事大学，但实力不如大连海事大学。

上述大学与上海有最直接的联系。上海有三所以上的海外大学，但由于历史原因，其余的大学都或多或少比上述三所成立。

同济大学医学院武汉市华科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东南医学院合肥市安徽医科大学；

上海造船学校镇江、江苏科技大学；

上海美术学院南京、南京艺术学院。

重庆医科大学、上海第一医院拆分搬迁，

蚌埠医学院、上海第二医学院、第六医院搬迁。

厦门水产大学、上海水产大学南迁

华东交通大学也是由上海铁道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相关院系迁建而成。

当然，纵观这些学校，上海移居海外的历史基本上已经被剔除。从报道来看，只有一小部分有学校搬迁纪念。

厦门水产大学纪念上海迁址海外60周年

江苏科技大学纪念迁址上海50周年

安徽医科大学纪念乔迁报告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搬迁精神汇报

新世纪下的对口支援，定向扶贫。支持中西部发展

1979年以来，上海按照统一部署，承担了对云南、宁夏、新疆、西藏、三峡、青海、贵州等中西部少数民族省区的对口支援任务中央政府的。

上海对口支援四川都江堰、三峡重庆库区万州区吴桥移民开发区（原四川省万县市吴桥区）、宜昌市夷陵区（原宜昌市宜昌县）湖北省）三峡湖北库区。并向西藏日喀则地区江孜县、拉孜县、定日县、亚东县、萨迦县以及云南省文山州、红河州、思茅州、迪庆州等提供对口援助对口支援阿克苏、新疆阿克苏市、温宿县、阿瓦提县、乌什县。还有莎车。

1979年至1982年，上海与云南、宁夏共签订合作项目251个，其中技术支持项目236个。云南省共512人次来上海进行技术考察和培训，上海人次312人赴云南传授技术和现场指导。上海教育卫生系统派出讲座组和教师赴云南讲学授课，已培训各类人员673人次。其中，100名是大学教师进修。

上海48家企业与宁夏45家企业建立对口支持合作关系，为宁夏36家单位培训技术人员425名，并派出23批66名专业技术人员到银川相关企业进行具体帮扶和技术支持。 – 现场指导。向宁夏提供设备155台套，图纸、工艺设计、配方等资料45套，派出中宁教师53名。 [3] 截至1987年6月，上海与新疆的经济技术合作项目已超过300个。

全国1/7的希望工程由上海援建

2001年至2012年，上海累计投入无偿援助资金21.96亿元，援建对口支援项目2711个；签订经济技术合作项目444个，协议资金609.23亿元；组织实施人员交流和人力资源培训8.5万人次以上。其中，西藏日喀则地区投资6.27亿元，援建“安康工程”等331个援建项目；新疆阿克苏地区投资4.15亿元，建设抗震住房等援建项目355个；在云南文山、红河、普洱、迪庆四市投入8.55亿元，实施全村推广等帮扶项目1803个；在重庆万州、湖北夷陵等三峡库区，投资2.99亿元，实施移民就业基地建设等帮扶项目222个。到2004年8月，上海已完成三峡移民安置任务，共有7519名三峡移民成为“新上海人”。此外，投资82.5亿元，实施都江堰117个灾后重建项目，两年完成三年援建任务。 2010年，支持喀什四县试点79个，安排资金1.7亿元。

在都江堰工作的上海建工建设者们，虽然生活条件比较艰苦，但他们愿意为都江堰的未来贡献自己的力量

2012年以来，上海持续加大对口支持力度，投资规模是“十一五”期间的6倍多。累计投入财政救助资金超过135亿元，落实10个相应领域，实施项目3423个，力度全国领先；派出干部330名、技术人才2300余名，组织实施人力资源培训约7.5万人次。开展新疆克拉玛依干部人才帮扶工作，深化对独龙族人民的帮扶。新疆喀什投资92.34亿元，援建“安居富民”、住房开发等项目772个；

西藏日喀则市投资15.08亿元，援建462个移民安置项目及相关配套建设项目；青海果洛投资9.36亿元，援建扶持高原特色农牧业项目239个；云南文山、红河、普洱、迪庆等地投资13.42亿元，援建以水、电、路、燃气、住房为主的新农村建设项目1624个。贵州遵义已投资1.62亿元。助力103个新农村建设和民生示范帮扶项目；在重庆万州、湖北以岭等地投资3.23亿元，援建223个促进移民安定富裕的产业民生项目。 2017年，上海加大对口支援云南力度，对口关系拓展至昆明、文山、红河、普洱、迪庆、曲靖、保山、楚雄、西双版纳、大理、德宏、丽江、临江、 74 贫困县。

新冠疫情，上海最早出动医疗队支援武汉

2020年武汉疫情爆发时，上海援鄂医疗队第一个集结出发。 1月24日除夕夜，来自上海52家医院的136名医护人员组成团队，奔赴武汉紧急驰援。上海派出9支医疗队共1649名医护人员驰援武汉，与全国各地的医疗队一起，夜以继日地工作，肩负起救治的重任。随着武汉和湖北疫情缓解，4月10日，上海最后一批援鄂医疗队员完成各项任务返回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