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哲学角度看，封建王朝的财政制度很难自始至终有效。它必须与时俱进，加以改进和改革。从宏观层面看，“洪武式金融”确实带有理想主义的味道，比如税收配额。《明太祖实录》 据记载，洪武十八年，太祖规定“户部令户部，于衙务中刊石赋税粮课程一年”，简化、静态化复杂且动态的财务问题。经济社会发展、物价上涨、支出增加等因素并不多。明朝后期，万历皇帝也认为“所控土地原数者，洪武所定，不可增损”。我们还可以从微观层面窥见一斑。例如，在明代，后湖黄策库的经费就没有国家财政的保障。先分摊，再转移，再装满罚款。黄策库的经费由朱元璋指定时，财政支出并没有增加，也没有恶化。为人民减负的初衷正在逐渐渐行渐远。

后湖黄册库是明代中央档案馆，专门收集、保管国家税收、役务档案。它是我国古代最大的档案馆。至明末，后湖黄册图书馆约有房间960间，黄册179万余册。它还包含一份测量全国土地的鱼鳞地图集。 “天下黄皮书，应载户籍、商业、财产，落实国家重要大事，是亿万年无国界之根本。”如此重要的机构在成立之初并没有专项资金。

明朝皇帝朱元璋也是有好意的。他既不想增加财政支出，又不想增加老百姓的负担，就想出了一个办法，用相关官署的盈余来支援皇策库。《大明会典》记载，皇策库“官吏及饮食者所用酒具及其他物品，皆归国子监所有，不足者，由都税署及江宁县缴纳”。元代衙门，刑部、检察院收缴不足数，连同笔墨，交官款给应天府买办查房，书架、过湖小船、桌凳，工部等衙门聘请工匠建造”。

做事的时候，有良好的意愿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良好的意图，基本上不可能完成好事，出错也是小概率事件。有良好的愿望，但没有良好的制度设计，没有良好的方法和措施，不一定能办成好事，有时甚至会适得其反，适得其反。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耶克曾说过：“世界上的坏事主要是好人做的”。朱元璋认为，官署资金有余，如果集中起来保证黄册的经费，既可以物尽其用，又不会增加老百姓的负担。这在理论上是完美的，但在实际操作中却难免会受到“阻碍”。政府衙门，在处理不涉及衙门主要职责的事情时，可能没有“种别人的田，荒废自己的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工作上可能敷衍、被动，不更何况，自己的衙门必须精打细算攒下的钱，准备用于衙门的发展或者提供一些政策范围内的福利，可以用来扶持另一个衙门。

朱元璋在世时，由于他的权威，黄策库“吃百家”的经费保障制度运转得还算不错。朱元璋一去世，相关衙门互相指责，理由很好：“还不够”。此后一段时间，供养黄策库所需的费用，都转嫁到了黄策库所在的应天府上原、江宁。县，造成“上原、江宁二县，民困无钱，逃亡，毒不忍……”。这次“飞进来”，上原、江宁两县人民将承受多少负担？马伯庸在《显微镜下的大明》中写道：万历八年，有御史算账。每次审查都持续五六年。纸墨花在书本上，砖石花在修缮建筑上，书本花在检阅上。收入，还有木炭、粮食、药品等杂费，总收入一两万两银子。

正德九年，黄策库、刑司监事给石鲁一个建议：如果被驳斥的黄策有问题，应向当地主管部门征收罚金，罚则黄策库花费。首先，它可以解决黄册的收入问题。其次，可以减轻上原、江宁两县人民的额外负担。第三，可以震慑各地官员篡改黄册。这真是道出了朝廷的心声。《大明会典》记载：“正德九年题名准确，各署、府、府、县，但有驳青年志、审问官员等理由，及赃物纸价”及罚锾，皆解释于后胡搜查本部。”洪武二十四年虽规定：“若有官李嘉代其，敢有团局，创利害之记。民，或书中处处写无误，故改而大作，若不服，则令老夫告官害民，遣之。到京城报案，犯者必被处死，若官与李家同居，隐瞒行诈，报罪于官田，则不能明拒。收获太多会被处以死刑；隐瞒户口的，除人口迁移外，均处死刑。 “但是，仍然存在地方串通隐瞒税收的问题。

正德年间，江西监察御史唐龙详细描述了当地的欺骗手段：“江西有富贵之家，多买地。为那些生存和传播的人；藏逃于室内者，谓之死者。居住在花户，不在户内落户的，称为异常者；那些住在卖方家里但根本没有得到分成的人；斩一二者，名曰内者。有的完全被割断了，不回到自己的家人身边；有的人推却没有得到；有些人不放弃，他们被称为悬挂和夺回。有的暗中攻击京城官员，扮演进士、举人的角色，被捏作发送压力的人。 ”万历二十年，宜兴县令秦尚明说：“十五年，上户为中户，中户为下户。更何况，上户等着下户，下户就更惨了。穷人和富人之间的战斗是没有办法平等的。”石鲁不愧是黄策库的监督者，业务精明，影响深远，看事“稳、准、狠”。有时候，政策比资金更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按照相关标准批准的资金是固定的，但有时根据新的标准可能会适当增加。实施过程中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和较大的灵活性。

在黄策库费用罚款政策的支持下，黄策库在资金方面实现了良好的扭亏为盈。《后湖志》 据记载，从正德十一年到嘉靖二十四年，黄策库三十年间收取“驳斥费”16.85万多两。支付了日常费用和驳斥费用之后，还有很大一笔钱。巨额盈余吸引了中央和地方政府伸出援手。 “后胡之用，非一族私用，而是天下之财，为天下所用”。南京明侯湖黄策库遗址陈列馆陈列的内容表明，黄策库资金的用途十分广泛。嘉靖二十四年三月，赈济应天等十一州饥民；嘉靖三十三年九月，为抗击倭寇，用白银十万两作为军饷；万历二十年，宁夏、朝鲜之战相继爆发，黄策库用了2万两白银作为军费。最有趣的是，万历十年，皇策库主事王维在奏疏中提到，江西每期送出《讨价还价》时，“分明六钱银子为四钱，收缴了四枚钱币，保留了钞票价值，“又严禁申报缴纳银六”，并详细列出了江西各县代扣“讨价还价”的情况。江西公开要求黄策库“卸掉”46个分账，并落实到实际工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