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税，社之基，国之本。每次改革，貌似是从“零敲碎打”的点滴开始，实则是循序渐进地攻坚克难，破局的同时即意味着开局。

近期，关于消费税改革的讨论正引发全社会的关注，毕竟这是7月中旬即将召开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核心议题。

消费税是一个古老的税种。古罗马时代就开征过盐、酒等产品税，被公认是现代消费税的雏形。战国时期，酒开始被认定为奢侈品被课税，唐五代萌生“寓税于价”理念，岁月不曾改变的是，消费税始终是封建王朝的重要财政收入来源。

新中国成立初期，曾经短暂开征过特种消费行为税，此后被迫取消，不了了之。

直到1994年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分税制改革中，11种应税产品让消费税出现在大众视野中，与增值税和营业税共同构成流转税的三大基础税种。

此后历经2006年和2015年两次增设征税范围，彰显出与时俱进的步伐，也为下一步改革积累经验、奠定基础。

2019年，国务院印发《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后调整》明确提出，“后移消费税征收环节并稳步下划地方”，消费税改革变成“明牌”。

但改革之路艰难，牵扯各方利益纷杂，五年过去，屡有传闻却无实质性举措落地。

典型是2019年底，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法（征求意见稿）》，其中一个基调是“保持现行税制框架和税负水平总体不变”，直到现在，也未见该法律通过生效。

其实从官方公布的立法规划中，一眼就看得出推进消费税改革的艰难：2022-2024年，消费税法草案连续三年纳入国务院“预备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但均未纳入全国人大常委会年度立法工作计划。

这说明，推进消费税改革，一定是高屋建瓴的全局突破，不能只是细枝末节的改善，所以需要一个更为明确的指引。

人大早已明确指出，今年财税体制改革的重点之一是“推动消费税改革”。

而前不久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国务院关于2023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也指出“将推进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

消费税改革箭在弦上，答案或将在本月中旬揭晓。

立法之难

中国税收制度有着深厚的历史沉淀和独有特色，具有刚性约束机制，需要兼顾各方利益，还得与时俱进。非常确定的是，税收改革的步子不能迈的太大，太快，否则大概率会破坏社会稳定，也正因为此，立法不能草率，不能只限于“三思”，必须“千锤百炼”之后方成行。

立法之难，核心在权衡和引导，甚至会牵扯到发展路线的选择。

以“变法”的名义存在，实则是在税收改革方面掀起的大风巨浪，贯彻历朝历代。

影响最大的有唐朝杨炎的“两税法”、宋朝王安石的“方田均税法”、明朝张居正的“一条鞭法”以及清朝的“摊丁入亩”。

事后所有人都知道，因为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扰，变法被强烈抵触，貌似缓解社会矛盾的举措，却不经意间让矛盾激发，引发社会动荡，仅留下变法者的英名于史册。

变法的本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在选择实施间接税还是直接税。

变法失败不能全归因于变法者思虑不周，实则是触碰到根深蒂固的社会基础，反噬之后无法再度掌控局势使然。

直接税和间接税的核心区别在于税负能否转嫁。

所谓直接税，就是指税负不能转嫁，而由纳税人直接负担的税收，比如古代的人头税，今天的房产税、企业和个人所得税等。

而间接税是随着商业行为增加而出现的，主要有消费税、增值税、关税等，最终税收成本由消费者承担。

于是每个人都消耗的必需品，暗含已缴纳一定比例的税收，富人和穷人在这种税制面前是完全平等的，所有人都不得不缴，因其藏在商品价格里面。

久而久之，税负失去分配调节功能，很容易导致贫富愈发不均，成为所有社会矛盾最普遍的激化方式，没有之一。

此刻往往需要直接税粉墨登场，期待藉此平衡财富，推动社会良性发展，此乃各种变法的起因，毕竟用直接税保证财税收入持续增长的同时，更能维系社会稳定与公平。

而变法失败都是因为跳不出这个桎梏，一旦选择继续回归间接税，基本上也就预示着会迎来改朝换代。

一定意义上，税制改革是个发展问题，更是公平与效率的潜台词。

上图显示：在中国当前的税种结构中，间接税（增值税和消费税）明显占据主导，这与我国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有莫大关系，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贴切体现。

经济学家穆勒说：“（间接税）表面上是对某人征收这种税，实际上此人可以通过损害另一个人的利益来使自己得到补偿。”

就是这种理论的指引，当前发达国家多以直接税为主。但少有人记得，美国建国初期可是坚定不移将关税（间接税）作为第一大税，直到美国的《1913年所得税法》面世才正式转向直接税，如今右翼色彩浓厚的特朗普倾向于提高关税，实际上是在走重视间接税的路数。

人类历史长河中，对于税制，始终在取舍优化，不断根据形势做出权衡。

早期大多是由以简单、原始的直接税为主，慢慢随着商业经济的深入而采用间接税为主体，如今情况相对纷杂，以现代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以及直接税与间接税并重的结构，均有广泛存在。

大概率来说，间接税早晚肯定要让位于直接税。

当下我们可是向“共同富裕”的治国基调过渡，理论上需要政策面有导向性，消费税的立法或多或少会透露出这样一个信号。毕竟牵扯甚广，法律条文的制定也是有可回旋余地，但一定要明确告诉社会，我们眼下到底是要效率多一些，还是公平多一点。

对税收，业界有个相对形象的比喻：母鸡下了十个蛋你收走一个，那叫低税率，你收走五个那叫高税率，把鸡杀了看看肚子里还有没有蛋，那叫杀鸡取卵。

而今年1-5月份，我们面对总税收同比减少5.1%的窘况：国内消费税7607亿元，同比增长7.2%，是四大税种中唯一一个实现同比正增长的税种。同期的增值税却下滑6.1%，企业所得税下降1.7%，个人所得税下降6%。

如何平衡眼下与未来的诉求？看似平静的湖面，实则水很深，而消费税改革就是在搅动这湖水。

核心三要点

众所周知，消费税税目、税率和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是关于消费税法的三大要素。

首先看税目，估计变动不大。在现有15个税目下，主要分三类，

第一是烟酒、鞭炮等特许经营类商品；

第二是珠宝首饰、高档手表、游艇等非必需的奢侈品；

第三是高污染、高耗能的资源消耗品，如地板、小汽车、成品油、电池等。初步估算，烟、酒、油、车贡献了99%的收入，税基相对较窄，即大概率会循序渐进地扩基。

其实很容易看得出，当前消费税，不如“奢侈品税”更为贴切。

如果继续坚持这样的入选原则，我们或无需再为消费税是间接税而犯愁，因为此“消费税”非彼“消费税”。

哪怕是税目适度扩围，只要不具全局性影响，没有让社会贫富差异更悬殊，或许社会也应该释然。

在不扭曲公平竞争的原则下募集更多税收收入，何乐而不为？

社会更希望看到，增加医美、高档娱乐等领域的消费税。当然如果改革的导向是逐步扩大纳税税目，让消费税越来越等同于增值税，而不是奢侈品税，那就另当别论。

其次看税率。这也是牵一发动全身的大事，至少老百姓都怕被迫“消费升级”。

十多年来，我国基本上没有对消费税率做重大调整，除2015年对卷烟的批发环节加征一道消费税、超豪华小汽车增加10%消费税、2016年对部分高档化妆品实行更高税率外，基本上都保持了延续性。

被列入消费税税目的产品，本身都被征收了增值税，所以消费税的增减意义并不凸显，除非特别需要，没有太大必要性。

当前国家正在大规模减税降费，所以提高消费税税率，应该是小概率事件。

第三点，所有人都盯着，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下划”地方，是个万众瞩目的大悬念。

很多人担心，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会减少税收，其实也有点过于担忧。

2020年，我国已将高档手表、贵重首饰和珠宝玉石的征收环节后移，运行4年多，相关经验自然积累很多。在强执行力面前，这类担忧稍显多余。

上面，我们给大家介绍完了过去消费税的情况，我们来聊一聊为什么要改革消费税？

其实，核心的原因还是地方财政收入非常紧张。

过去地方收入的主要来源于土地财政，也就是卖地得来的收入，再加上各地因为卖地产生的房地产开发带来的各种税收，这个比例在中国基本上各地政府都在50%以上，高的到80%，深圳除外。

但现在，土地财政因为房地产发展的状况走不下去了，税收就成为重要的收入来源。

在税收当中，最大的两个税收就是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是中央和地方五五分成，所得税是六四分成。

营业税改增值税之前，营业税100%归地方，营改增之后，地方财政收入就缩减了不少。

所以，财政改革主要的目的就是让地方有更多收入，那为什么是消费税？

首先，增值税和所得税本身比例就很高了，覆盖了所有企业，有什么变动，影响可能就太大了，特别是对经营者信心来说，可能影响巨大。

消费税只限于15个行业和品类，占总税收的10%不到，动它的影响就小一些。

其实，之前的思路并不是想动消费税，而是什么呢？

准备开征房产税。

它的逻辑是这样的，今天绝大部分的中国人都有一套房，而且从来没有交过税，中国又是世界上少见的对持有房产的个人不征税的国家，像美国持有房产的人每年都得交税，而且交税的税基是根据房产的市场价值来征收的。

中国不但个人不交税，而且对企业持有房产的计税基础也不是市场价值，而是最初的原始价值，相当于企业购买之后，涨的部分是不管的，你20年前买的房产，就永远按照你20年前的价格去计税。

所以说，中国持有房产成本最低的时候，就是在过去的30年，当然，现在也算低谷。

那么，如果把房产税扩大到个人的话，那地方的收入就要增长很多很多。

消费税可能要怎么改呢？

具体的细则只能等通知，但改革的核心方向，我们判断在于两点：

第一、扩大征税范围，纳入更多高污染、高能耗的行业和品类，但一开始不会一揽子全面征收。

第二、把税收征收环节后移到批发，特别是零售阶段，实现中央与地方税源的重新分配，并且有可能全部给到地方。

我们重点来讲一下第二个。

我们上面讲到，目前企业缴纳消费税的15种方式中，只有4种是在批发零售环节，其余都是在生产环节。

为什么是在生产环节？

因为这类行业和品类的生产地都相对比较集中，像石油化工、白酒行业，你不可能在全国各地都有生产设施，大部分企业都集中在某一个地区，那我直接在生产环节征税，去你厂房里看看，这样“抓大放小”的方式就比较容易监管，征税成本比较低。

但如果扩大了消费税的征收范围，有了更多的行业和品类，而且，税收“后移”到了流通环节，这就会带来两个影响。

首先，税源能扩散到全国各地，这样可以平衡地方间的税收差异。

比如说贵州茅台，以前只有在贵州生产茅台的这个主体，也就是贵州茅台需要缴纳消费税，税改之后，就会变成了在哪里消费茅台，哪里的零售商负责去缴税。

而且，茅台从厂家到层层经销商手上会存在流通加价的问题，也就是转移到批发零售环节，茅台酒会加价，那么，税基可能随着增大，税收的总额可能就水涨船高了。

其次，因为流通环节肯定存在一定的监管难度，它需要加强税务机关的征管能力，特别是数字化能力，配合金税四期工程的推进，再加上税务部门持续扩编，像这几年公考，税务部门都是招人的大头，也能解决一部分就业问题。

那么，对于有可能涉及到的企业来说，毫无疑问，潜在的消费税改革就有可能影响企业的成本，我交的税多了，我的成本自然就上去了。

对于那些价格敏感度比较低的行业和品类来说，比如金银珠宝，消费者可能不会对价格特别敏感，如果品牌知名度高，营销做得好，价格贵一点也能接受。

但是，对于价格敏感度比较高的行业和品类来说，比如说石油化工、化妆品、白酒、汽车，消费税的调整如果直接反映在零售价格上，那就必然会影响消费者的购买决策。

企业就需要思考解决的办法，更加注意市场导向和成本效益。

要么去推出更有竞争力，更符合目标对象需求的产品和服务；要么是做好营销，提升品牌，让消费者愿意为品牌提供溢价；要么就只能提高自己的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吃下这部分税收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