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以财税为主题的大型国家级专业博物馆为何落户杭州？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从2001年7月到2005年底，四年半的时间里，我作为布展专家组成员从浙江省博物馆借调到财税博物馆筹备处，亲身体验了这座博物馆的建设过程。国家专业博物馆。

突然借调令

2001年6月，担任浙江省博物馆期刊《东方博物》编辑主任。这个期刊是我自己创办的，反响还不错（是当时浙江省第一份文学、博士研究综合性学术期刊）。然而，编辑了几年的期刊，我已经感到有些疲惫了。这时，原省医同事、后来调任省文物商店总经理的陈浩来看望我。原来，浙江省财政厅承接了财政部的一项任务，就是在杭州建设一座以中国财税为主题的专业博物馆。陈浩被时任省财政厅厅长翁利华看中，并被聘为布展专家组组长。但他不足以当一个单纯的指挥员，于是他拿着省财政厅的介绍信来到省博物馆“招兵买马”，并问我是否有兴趣参加。

虽然我以前从未接触过古代的财税信息，可以说是一个“新手”，但我很喜欢挑战新的事物。另外，听说借调后，省博士这里的工资不会一分钱。发的牌照少了，那里还有专家补贴，相当于拿了双方的钱，何乐而不为呢？所以我听了之后，没有丝毫犹豫，果断的答应了。

和我借调的还有从事古陶瓷研究的老蔡，还有和陈浩一样从事古钱币研究的李小平。一共有三个人。

不得不说，陈浩的眼光还是很“毒”的。我和老蔡是厦门大学考古专业毕业的学长。我们被当时的省博士认定为“两支笔”。李小平在古钱币（特别是金银币）研究方面也有相当丰富的经验。他现在几乎和以前一样了。省院最有能力的业务骨干全部被挖走。

但陈浩万万没有想到，第二年他就被调回省博物馆担任常务副馆长，而我们三个人暂时不会回来，因为我们和财务厅签了三年的合同（后来又延长了三年）。为了保住博士学位，陈浩提前给自己挖了墙角，自己的辛苦无处可说。

但这不关我们的事。自2001年7月起，我们不再去省博物馆上班。至于财税所，因为暂时所有工作人员都没有到位，所以暂时让我们留在家里等待通知。

这是多么好的事情啊！于是那个暑假，我就去甘肃、新疆游玩，享受了一次难得的“带薪假期”。

正文花了三年时间写成

我清楚地记得，我们布展专家组成员第一次真正的聚会，恰好是在美国“911”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当时，我们一早就开车去临安青山湖边的一家酒店开会。有人拿来了一份报纸。头版是一架飞机撞向纽约世贸中心的令人震惊的照片。

本次布展专家组由两人组成。金融系的负责人是金融研究所所长何和，浙江大学毕业生陈华。他们是金融史专家；博物馆方面，陈浩领导着我们三个博物馆展览策划专业。人员。这样的组合比较合理，兼顾了财税历史和展览策划两个专业领域。

要创建博物馆展示，您必须首先编写展览文本。之前听说财政部委托中央财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等高校的金融史教授专家组创建了一个金融史研究中心。展览文本，但专家评审会失败。

后来我们也看到了文字。那是厚厚的一摞，有几十万字。这分明是《中国古代财政史》的专着吗？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据说，在审查和论证过程中，一位博物馆专家用粗鲁的语气说，我们是否应该一页一页地把这些手稿拆下来，贴在博物馆的墙上。

我们制作的文本名为《以经济视角观照历史》。这个名字是翁利华导演决定的，我们觉得很好（翁导演后来出了一本书就是这个名字）。因为是我们这些有博物馆背景的人写的，文字当然更符合博物馆陈列的规则。只是因为我们对古代金融史不熟悉，涉及到一些金融方面的专业知识。我们需要邀请这个领域的专业人士。争论。

那年秋天，我们的布展专家组前往北京，召开了专家论证会。与会人员大多是财经类院校的教授。我现在深深怀疑他们很可能就是原文的作者，所以会议的气氛异常热烈。几位专家的发言充满激情和愤怒，使我们的文字几乎毫无用处。这或许就是所谓的“隔阂如山”，或者“文人相视”。无论如何，这件事已经被搁置了，无法再向前推进。幸运的是，我们并不着急。反正我们时间还算充裕（当时上级没有给出具体的开馆时间），所以我们会根据会议上专家提出的意见慢慢修改。

在创作文本的过程中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情。博物馆需要文物支撑，但此前从未有过“金融文物”的分类。我们需要像大海捞针、沙里找金一样把它们筛选出来。

首先映入眼帘的自然是从古至今的各种货币，包括金元宝、银元宝之类的。但仅凭这些，它就不是一个钱币博物馆了。因此，我们需要开阔视野，多收集其他文物。

庆幸的是，我们此时也读了很多金融史方面的书籍，也对什么是“金融”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说白了，金融就是两件事：“收入”和“支出”，所以我们总是围绕着这个想法，在浩瀚的古代文物海洋中爬行，一一“搜寻”出来。

一旦你改变主意，你立刻就会开悟。一些原本为人们所熟悉的文物，一旦有了不同的解读，就与“金融”联系在一起了。例如，商周时期，“国事最重要的是祭祀和军事”。国家财政支出的很大一部分是用青铜铸造祭祀用的礼器和战争用的兵器。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司母戊鼎也被列入陈列文物清单。

这篇文字花了三年时间才得以打磨。到2004年上半年，财政部终于确定了具体的开放时间。 2005年9月，我们的文字写作工作终于结束了，下一步就是开始收藏文物了。

征集世界各地文物

文物征集之初，大家都充满了信心。他们以为拿到财政部的介绍信，到各个文博机构借几件文物，都是小菜一碟。毕竟文博单位大部分都是清水衙门，靠财政拨款来运营。他们还会保留这张脸吗？

我们最初去了著名的大型博物馆，例如中国国家博物馆和故宫，但我们遇到了障碍。他们不仅不愿意借用任何文物，而且还必须征得许可才能复制，而且报价奇高，把我们吓退了。后来我们改变了思路，以老何、李小平为代表一路前行，重点关注各种拍卖会，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拍卖品；我和老蔡利用原来的人脉，去各个省市的博物馆做生意、借阅。

我们首先在湖南省取得了突破。老蔡的同学陈元平现担任湖南省文物局局长。在他的支持下，湖南各博物馆、考古机构都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秦简全部都是借来的。

我们在山东省也取得了可观的成果。老蔡的同学倪国胜，曾担任山东省文物局局长，也为我们的收藏工作提供了大力支持。当时，山东省某县出土了一面巨大的长方形铜镜。这是迄今为止出土的最大的铜镜，重达100多公斤。他们不仅慷慨地答应借给我们半年，还派人克服各种困难，将文物运到杭州，这让我们非常感动。

由于我平时喜欢环游世界，所以距离越远越好。我曾创下一周内跑遍陕西、甘肃、新疆三省的纪录。于是我主动联系了西北地区的博物馆。西北人淳朴、大方，这一点我深有体会。当时的西北之行，收获颇丰。事实上，后来财税博物馆开馆时，展出的文物至少有一半来自西北省份。

印象最深的就是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当我的飞机到达乌鲁木齐地窝堡机场时已经是晚上12点了，新疆博物馆的馆长还在机场迎接我。他是退伍军人，是一个非常忠诚的中年人。接我后，他约了我第二天陪我吃早餐，然后接我去博物馆挑选文物。

有趣的是，我一直等到第二天早上8点30分，都没有人来。我已经饿了，就在酒店房间吃了一盒康师傅方便面。九点钟，馆长终于来了。我这才知道，乌鲁木齐与东部地区有3个小时的时差，当地人通常在上午9点以后吃早餐。

到达新疆博物馆时，副馆长伊斯拉菲尔·优素福陪同。因为我事先做了功课，所以参观完展厅后，我在纸上列了一个清单。上面有国家一级文物十余件。副局长伊斯拉菲尔·优素福看了一眼名单，对我竖起大拇指说：“你太毒了！”

我当然知道他的意思，他是在夸我品味好。但他却指着其中一件“五星东渡造福华夏”锦甲对我说：“这不行，国家文物局有文件，这是第一批64件限制文物之一。”来自该国的出口。”

我也理解这一点，因为这件文物是1990年在南疆尼雅遗址出土的，由于长期保存在干旱的沙漠环境中，所以保存得相当完整。如果借到杭州这种湿度大的地方，展示半年再送回来，这件国宝就长毛了。后来作为补偿，他们借给了我们一个复制品，也算是一种安慰吧。

当时去甘肃购买文物也很顺利。我从乌鲁木齐坐飞机到兰州中川机场，时间更晚了，快凌晨1点了。到达酒店时，发现甘肃省文物局的一位副局长和博物馆处的处长还在等待着我，这让我感到感动和尴尬。

第二天到了文物局，我给他们看了我提前做好的文物清单。与相关文物单位联系后，他们欣然答应了所有要求。其中，最让我满意的是嘉峪关魏晋墓出土的几块画像砖，上面有存钱罐的图片（民间所谓的“口袋满”）和大量的钱串。

没想到那天事情进展得这么顺利。借调合同于11点前打印并签署。导演问我有什么想去的地方吗？我说：“那我们去天水的麦积山石窟吧，中国四大石窟中，敦煌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我都参观过，就是少了这个。”他们说是的！所以马上就给我安排了。

事实上，从兰州到天水有300多公里，全程需要4个多小时。司机小黄据称原本是为军区副司令员开车。他的驾驶技术非常好，开得又稳又快。不到3小时他就把我送到了地点。因为有博物馆的人陪同，所以麦积山石窟的所有洞窟都对我开放了。我小心翼翼地逛了很久，大饱眼福。

最后一站是西安。这次效率更高了。西安文物商店的崔先生派人去咸阳机场接我后，连寒暄都没有，直接带我去了位于陕西历史博物馆的文物商店地下仓库。原来，他们刚刚收藏了一批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品相完好，品种齐全，完全满足我们的参展要求。

我在仓库里走着，欣赏着锈迹斑斑的青铜器，转身对崔先生他们说：“这个我们要，那个也可以……我感觉自己像个花钱如流水的有钱人，并得到他想要的东西（其实我只负责选择与展览有关的文物，具体价格或确认购买不是我的责任。）感觉真的很好。

开夜车攻克展览布局关键问题

2004年，几乎一整年，我们都在全国各地旅行。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我们终于收集到了几乎所有的文物。但由于一些意外因素导致开放时间发生变化，确认时间有所延迟。于是有一段时间，我们突然又自由了。

恰巧此时我接到了新的任务。杭州要建西湖博物馆，这将是中国第一座以湖为主题的博物馆。杭州市园林文化局找到我，让我写展览策划文本。所以那段时间，虽然我名义上还在财税厅帮忙，但实际上我每天都在西湖博物馆做工作。幸运的是，两个博物馆的筹备处距离很近。一个在吴山广场，一个在柳莺莺。步行几分钟即可到达。

2005年6月、7月，我们突然接到财税所将于当年国庆节前开业的通知。这完全打乱了我们的日常节奏，财税馆的布展工作立刻就紧张地提上了日程。

但这一次我遇到了新的麻烦。上海艺术公司中标了财税馆展览布置设计，但没想到最终施工中标失败，严重打击了他们的积极性，后来他们对此事不再感兴趣。在展览搭建过程中，施工单位有时会遇到一些困惑，需要原设计单位进行一些解释。他们也忽略了这一点。有时我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去上海亲自向他们请教。

展览所需的部分展板是由位于万松岭下馒头山路的一家名为“鸟屋”的广告公司制作的。这家公司很小，只有八九名员工，但是老板很贴心，在公司里聘请了好几个残疾朋友。经常和我们一起做这项工作的是一个男孩，他的名字我记不清了，他是一个侏儒。尽管他走路、做事都很困难，但他非常热情，工作态度认真。

真正的布展大战是在九月份。虽然我们只需要先推出一个主展“从经济角度面对历史”和一个特展“中国古代财神崇拜”，但我们只有几个人（虽然有几个系的研究生）这时浙江大学经济学教授过来了）帮忙），显得捉襟见肘。展厅很大，展线也很长。几乎每天晚上都忙到半夜。最紧张的那几天，我们几乎没有回家，因为我和老蔡都住在城西，坐公交车、转几次到吴山广场都要一个多小时。最令人不解的是，有时在展会关键时期，展厅会突然停电。我询问了电力局，发现这个区域并没有停电。博物馆里一定有什么问题。如果是偶然发生的话，或许不会让人想到别处，但每次在关键时刻出现失误，都难免让人产生怀疑。我仍然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幸运的是，尽管经历了一些波折，展览最终在国庆前如期完成。此时，已经是我们借调到财税堂筹备处的第五个年头了。